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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作家群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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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乌江文学是乡土经验为基点,以地域文化为基本凝聚力的文学形式。但是发展到今天的乌江文学,就不只是对乡土文学的简单的模仿和重复,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层面、文化内涵深厚的、具有乌江一样粗犷、豪放的文学特色。乌江作家的清醒,表现在对时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又有较为开阔的艺术视野。乌江文学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需要寻找和扎下自己的“根”,既要彰显个性、特殊性,又要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审美的普遍价值。正是由于有这种对地域文化和文学审美的执著追求,才逐渐形成了乌江作家群,成就了开始产生影响的乌江文学。

一、乌江作家群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前,乌江文学创作活动从未中断过,但创作呈自发的、分散的状态,不成规模,缺乏特色,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80年代中期,受伤全国性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生态文学等创作大环境的影响,乌江与全国文学主潮的涌动遥相呼应,而有着广泛影响的的乌江文学创作也受到国内寻根文学的极大触动。其次,国外的文化思潮、文学观念与文学潮流对新时期乌江文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为乌江文学注入了新的话语资源与写作资源。

一批贵州聚集于城镇的乌江作家,开始自觉地对乌江地域的文化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种关注与研究,既具有文学的意义又超越文学意义,而获得另一种价值,并且逐渐形成乌江作家群。贵州乌江边突然涌现出梁国赋、覃智扬、田永红、喻子涵、龙潜、林照文、宋文学、赵朝龙、许义明、黄方能、马仲星、田夫等,同时,乌江流域境内的重庆也涌现出陈川、冉冉、易光、何矩学、李世权、朱亚宁、杨爱平、廖亦武、陈乐陵、何小竹等等,均以乌江流域的人和事为创作内容进行地域性的文学创作。正在《民族文学》做编辑的著名贵州苗族作家伍略把贵州这一伙搞乌江文学创作的,称之为“乌江作家群”并在《民族文学》上有意识的推出几个乌江文学作品。

乌江作家们也提出“乌江文学”的口号,并且也认同“乌江作家群”的提法,重庆还多次出版了“乌江文学”丛书,还有人如易光以及后来的喻子涵、肖太云、田永红、向笔群、孙向阳、马莎、陈晓莉等专门介绍、评论乌江文学。无意识中外界就称之为“乌江文学”的地域文学,得以相当部分专家的认可。乌江作家们觉得似乎找到了家的感觉,大家也就默认了。

“乌江作家群”事实上存在多年以来,但是思南、重庆两省市,或者说乌江流域上下游的乌江作家群,几乎没有联系、交流,从而,外面只知道重庆的乌江文学,贵州的乌江文学似乎没有重庆的影响大。然而,大家都自觉地意识到脚下的千里乌江正如鲁迅的未庄鲁镇,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笔下的关中,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马孔多)。对乌江作家来说,生他养他的这条乌江,这片神奇的土地,注定是他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从乌江走出去的作家喻子涵后来在《论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1)中说:“受乌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的影响,以及乌江流域作家、诗人特定的精神气质、生存哲学、审美理想所致,形成了跨越黔渝两地的当代土家族作家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乌江地域文化恰恰是乌江作家群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不仅决定了乌江流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乌江流域风物人性的情趣。只要一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就会有自己的文学符号,有自己的文学形象作为文化的代言人。当然,乌江作家群的每一个成员都意识到,乌江文学的地域性,不仅仅是对乌江流域的自然风貌特征、风土人情简单的描述,而是要写出乌江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是乌江流域的人文气质,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状况。

二、乌江作家群的标志及成就

具体说来,乌江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乌江流域的文学创作从两个方面受益:其一,它使乌江地域的文学创作获得精神推力和整体的思想深度;其二,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而广大的文学资源,地域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内容不再只是文学皮相的点缀,而是以文化符码价值为文学创造着新质。这样,乌江文学便开始出现突破性变化。

许多评论家认为乌江文学标志性起点的作品,在重庆是朱亚宁的短篇小说《内河》。作品意识鲜明地探究作为文化形态立体构架的精神内涵,发现钝重沉滞的文化,自然环境之下生命的孤立无助和无足轻重。稍后的《扬之水》、《万人大会》、《牛市》,或昭示变迁的可能性消弥于因循和惰性之中,或显现无序的、原始的、粗粝的力对有序的城市文明的侵扰,及自身的萎顿,或将朽败衰竭与鲜活稚嫩两相比照,展示因偶然而单纯的目的构成的瞬间世界的文化意蕴,初步显示了乌江文学基本品格的路向。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时段乌江地域的重要作家都先后涉足这一领域,创作出有份量的作品。小说类中,杨爱平的《斗草》,阿多的《日子》,第代着冬的《迷惘的炎夏》,李世权的《朦胧坝》,陈乐陵的《板网》《钓鱼》,陈川的《梦魇》,阿炳《里耶木须地》,易光的《麒麟》《乌江故事》;诗歌类中,廖亦武的组诗《死城》,何小竹的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中包括组诗《黑森林》在内的相当部分诗歌,冉冉80年代的部分诗歌,自称为“地域诗人”的聂焱的乌江诗歌,谭明的关于乌江的诗,以不同的文学体裁,对地域文化作广泛而深入的文学性考察与表现,各有其关注的侧重,而又殊途同归。以地域文化为其精神与物质建构,将对象象征化、寓言化。

而在贵州梁国赋的中篇小说《船》《命运的港湾》,覃智扬的《乌江雪》《乌江雨》,田永红的《青龙河畔的古檬树》《山妹子的歌》,宋文学的《美与丑》,赵朝龙的《凤凰岭上的女儿情》,马仲星的《淡泊的心情》,林照文的《过不去的河流》等等。这些作品第一次全面地反映乌江流域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乌江人的社会生活图景。从这些作品的取材、构思、人物塑造等等,都无疑是典型的以地域文化为创作背景,初步形成了乌江流域当代作家群的创作特征,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与艺术审美内涵。

到80年代末,乌江文学的整体性艺术特征已初具规模,乌江作家群已初步形成;到二十一世纪后,乌江文学的创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年轻作家加入了乌江作家群,他们是谯达摩、安元奎、刘照进、魏荣钊、任光明,谭长军、蜀虎、芦苇岸、蔡劲松、林亚军、吴加敏、苦多、阿金、张贤春、徐小强、陈丹玲、崔晓琳、张羽琴、张进、晏子非、冉茂福、赵凯、赵永康、蒋莉、田茂松、田儒军、贾波、梁祖江等等,产生了一大批在外有较大影响的作品,诸如《孤独的太阳》《从秋天到冬天》《盐号》《丹王》《走出峡谷的乌江》《蓝色的乌江》《大乌江》《过不去的河流》《青龙坝》《摩崖石刻》《沿途的秘密》《陶或易碎的片断》《露珠的表情》《李花正开》《雪落村庄》《以后之前》《乌江行吟》《活水煮河鱼》《野山红霞》《花灯》《神树》《羊皮风》《其实我是风》《时光深处》《迁徙》《摩围寨》《当时明月在》《夜奔》《远去的乡村寨》《灵魂的舞蹈》《守望乡村》《周家桠的记忆》等等,这些作品以描写乌江历史社会的时代变革、人事变迁、悲欢离合,展示乌江地域文化风貌和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并以气势磅礴的构思和史诗般的笔触勾勒了乌江历史社会图景,又无不通过社会历史环境、民间民族风情给予文学的透视与传达,这其中洋溢着浓郁、深厚、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独具个性的民族地域审美观。尽情地书写乌江人的生活情况、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以此来展示乌江流域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曾记得杜勃罗留波夫说过这样一句话:“衡量一个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通过自己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把已经融入到我生命中的乌江表现到了一定的程度。

为促进乌江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鼓励广大作家紧扣时代脉搏,勇于创新,多出精品,2005年,在时任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的提议,与思南县委宣传部多次搓商,最终达成贵州省作家协会与思南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设置为省级奖——“乌江文学奖”。

“乌江文学奖”作为贵州省惟一的文学专项奖。它旨在繁荣乌江学创作,打造乌江品牌,提高乌江作家群的知名度;在全面反映乌江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辐射全国所有以乌江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从而使乌江文学与乌江品牌同步,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乌江文学奖”每两年为一届,分为“乌江文学奖”和“乌江文学刊物奖”两项,直到2020年(共8届),每一届评选8部作品,不分等级,每届还附设乌江文学刊物奖2——3名,以鼓励在《乌江文学》上发表作品的作者。自2006年5月到20015年11月乌江文学奖已评了五届,共有52件作品获此殊荣。

至今乌江作家群里有陈川、喻子涵、田永红、赵朝龙、龙潜、冉冉、何矩学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三、乌江作家群的文学意义

乌江作家群的文学意义,正如我省文艺理论家杜国景在《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2)中所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家群的打造就变得非常重要起来,尤其是地域作家群。有一种说法:地域文化也是竞争力。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地域性作家群的形成,一定会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繁荣与文化昌盛的标志,有作为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绝不会对此等闲视之。如今,作家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本土作家群的打造,地域文学现象的命名等,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之一。”

我们今天打造乌江作家群的意义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一)、整体的乌江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反复提倡“文化自信”,乌江作家群的文化自信就是对乌江文化的认真探讨,对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乌江作家群中的相当部分作家,或执教于学校,或在文化教育部门任职,或者从事行政工作,一般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对乌江文化及其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这批作家,构成乌江作家群的核心,其内外影响都属于支配地位,使得乌江文学从整体上属于较高的文化层次,乌江文化不仅成为乌江文学的表现对象,而且内化为一种文学精神,成为乌江文学主要的精神资源。

(二)、地域寓言的书写。融入主体精神的地域寓言,是乌江文学鲜明的美学品格。乌江作家并不刻意将文学创作变成枯涩的哲学或文学报告,但因为相当多乌江作家将生命价值的追寻融入对地域文化的物质性考察与精神性提升之中去,文学文本的物质化层面,必须承载着作家对生命与文化的理性思考,寓言化便成为必然。也可以这样说,乌江文化的神秘、粗粝、简约中蕴含丰富的特征,使得它既创造寓言,又需要寓言,需要寓言对它进行新的诠释。

(三)、艺术表现的开放与坚守。从小就得到乌江文化滋养的易光在《乌江文化与乌江作家群》的论述讲道,乌江文学也呈现出开放与坚守的美学风貌。多数乌江作家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他们不拒绝接受优秀的文化遗产,无论本土还是国外。受20世纪80年代“西风东渐”思潮的影响,西方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潮流派,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过乌江作家的文学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派、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曾让乌江作家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乌江文学又表现出一种艺术坚守的执拗。艺术表现手法可以借鉴与杂糅,观念上的现实主义,对象上的地域情结,终极价值上的地域文化的文学化,最终成为乌江作家群相对一致的美学立场。整体上,乌江文学是“文化的文化”,以文化为对象内容,作品的完成构成新的文化景观,实现其最终的价值目标。

同时,乌江文学发展到了今天,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要让乌江作家群走得更远,乌江文学站得更高。笔者以为,以地域为主体的乌江作家群,可能会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从一条江形成的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是很重要的,它有利于构建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圈子,有利于形成一个大的话语场。乌江作家在这个话语场上的发声,会比单打独斗声音更响亮,更有力量一些。乌江文学长期以来在全国处于落后局面,或许跟乌江作家群成员之间没有好好沟通有关,或者说乌江作家群没有形成抱团取暖的态势,没有形成团队力量,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这是非常不好的状态。如果由黔渝两省市相关组织成立乌江作家协会,有组织有领导有课题开展一些乌江文学活动。让乌江作家群时常在一起探讨文学,相互激励、相互滋养,一定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有利于乌江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更有利于高档次、高质量的乌江文学作品脱颖而出。

另一个是今后乌江文学如何发展,也就是说从乡土到城市的文学转型时期,乌江作家群怎么办?是面对不断发展的乌江流域社会现实时措手无策,还是积极表现出来一种主动的努力。以前谈及乌江文学创作,一般认为乡土为中心,基本上还是农耕文明这类娴熟的写作经验,对乡土的把握,有效性建立在乌江地区乡土经验之上,这是乌江传统的写作,而笔者这几年在进行乌江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创作时,已做了一些创作上的尝试性的工作。集中一点,就是要超越原来的经验限制,开拓新的视野。

现在,乌江经济要融入长江经济带,也意味着乌江文学创作要走出峡谷的乌江,乌江写作需要从乡土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未来,突破传统优势和局限,完成其现代性的塑造,不断把握变动不拘的现实,形成在全国都可以打响的独特的乌江文学的流派。这就是乌江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当下意义。

注释:(1)《论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发表于《当代教育》2013年第1期。

(2)杜国景在《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2017年10月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版。

(作者系思南县作家协会田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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